【光明学术笔谈】
公元1024年，北宋的益州交子务发行官方交子。从人类货币史的长河看，官方交子作为一种全新的、脱离金属本位的货币形态的出现，堪称一次“货币革命”。今天，纸币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货币形态，中西方货币史的丰富内容和多样化的货币理论为我们审视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历史意义等提供了参照和启迪。
货币的本质与货币形态的演变规律
货币是价值计算的工具和手段，马克思将货币定义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凯恩斯提出了计算货币的概念，对货币和计算货币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即计算货币是在观念上抽象的计算价值的货币，计算货币是灵魂，而货币则是体现计算货币的实体。人们最早以某种实物来充当货币，如许多民族早期都曾用过海贝为货币，后来普遍用某种金属特别是贵金属金银或铜作为货币材料。用作货币的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由于天然的稀缺性而被视为珍贵的物品，且不易伪造，方便计量。但是贵金属货币最大的缺陷是受自然因素的限制，其供给缺乏弹性，不能随经济规模扩大而人为地增加。为了克服这个缺陷，不受自然资源供给限制的货币就被创造出来，这就是纸币。
最初的纸币是兑换券，它代表金属货币流通，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其随时可以兑换成金属货币，只要建立起普遍信用，理论上和实际都不会出现全部纸币同时兑换为铸币的需要，所以纸币在数量上可以超过金属货币的数量，只要有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就可以了。但是，以金属货币为本位的纸币在数量上仍然受到实际的金属铸币量的制约。因此如何确定二者的数量关系是货币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晚近的世界货币史来看，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原因。于是一种完全脱离金属货币的纸币，管理货币产生了。管理货币只能由国家政权来发行，除了国家具有的强制权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国家保证货币持有者在对国家支付中接受这样的货币，这就是国家对于纸币所做的承诺和担保。国家必须有强大的财政能力，而且其财政活动中使用货币，才能够具备发行管理货币的条件。因此，只有在国家建立了一套以货币为计算手段的财政税收体系时，才会出现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管理货币。
交子由兑换券向国家信用纸币的转化
结合东西方货币发展的规律来看，宋代从铸币到纸币，纸币从兑换纸币到管理货币的演变完全符合以上货币演变的规律，比西方纸币早数百年，而且其性质更类似于现代管理纸币。“宋朝政府发明、发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制度……宋朝纸币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民众向政府纳税的手段、作为私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媒介，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贡献”（万志英：《中国纸币的起源》，载戈兹曼、罗文霍特编，王宇、王文玉译：《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
对于宋代纸币的研究，多数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宋代私交子的产生，认为宋代交子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四川商业的发达；二是四川实行铁钱制度，铁钱值小量大，难以运输；三是宋代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笔者认为，从人类货币史的角度看，宋代货币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不是私交子，而是国家信用货币官交子。
首先，四川私交子是唐代“飞钱”的复活。飞钱是唐代为了避免携带大量铜钱而出现的异地汇兑手段，唐代中后期民间有寄附铺，政府方面的进奏院、禁军和三司都经营便换业务，寄存的财物开出存单。北宋初年也存在三司直接经营的便钱务。（高桥弘臣著，王水照译：《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四川民办时期的交子铺与此并无根本不同。
其次，正是由于政府接管纸币才使得这一新的货币形态得以延续并得到发展。民办时期的交子经历了民间自由经营和特许经营两个阶段。自由经营阶段，交子户自由开办各自发行，政府不加管理，难免产生欺诈和恶意发行的问题。经政府整顿后，由16户富商获得特许经营资格，交子采取统一样式，但各有私记，政府希望通过实行联保，提升交子信用。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失信和欺诈，有的交子户就动用准备金去买房置地，结果造成所发交子不能兑换，产生纠纷。鉴于此，寇瑊任益州知州时，下令关闭交子铺，并禁止民间开办，交子面临夭折的命运。薛田任益州路转运使时曾提出过政府接管交子的建议，未被采纳。天圣元年（1023年），他任益州知州，再次提出官办交子建议，经与梓州路提刑王继明等官员协商，提出了一套完备的官交子方案，纸币才得以起死回生并得到不断发展，最终在南宋成为主要货币，并在金、元、明得到继承和发展。
最后，正是在官办时期，交子才由兑换纸币进化为国家信用纸币。民办时期的交子是兑换券，官办初期的交子完全依照民办时期的办法，即“纳钱请交”和“见交付钱”。但是纸币由政府发行，很容易被用来解决财政问题。天圣四年（1026年），三司提议用益州交子支付商人在西北地区入中粮草的价格。庆历年间，在十二界交子流通期间，政府又两次共用60万贯交子支付商人在秦州入中粮草的价格，并没有相应的现金准备，最后只能用十三界新交子收兑。此后，交子财政发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熙宁五年（1072年），二十三界交子期满，而二十四界已经大量由财政支出，只好用二十五界交子收兑二十三界，交子由一界增为两界同时流通，发行量增加一倍。具体来说，交子不仅用于支付西北军费，也用于四川本地财政支出，如将交子支付青苗本钱和常平仓籴本。财政支出已经成为交子的主要发行渠道。自宋哲宗绍圣以后，交子发行量不断增加，到宋徽宗时发行量增加到最初的20倍。
政府将交子用于财政支出，并没有相应的铁钱准备，已经改变了交子兑换券的性质。由于交子流通地域的扩大，又未在其他地方设立交子务，实际上也无法兑现。交子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脱离金属货币的不兑换纸币，它的信用只能建立在国家财政税收对它的接受，实际上是国家信用纸币，其币值的稳定与否取决于纸币的发行数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管理，事实上成为一种管理货币。
国家纸币的基础——宋代国家财政的货币化
财政和税收货币化不断扩大是宋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财政收入中货币部分不断增加，间接消费税成为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北宋至道末货币收入1500多万贯，货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3%；天禧末3500多万贯，治平年间3600余万贯，占比均为61%；熙宁年间5000多万贯，占比达到71%。南宋没有全面的赋税收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南宋由于折帛钱的征收，经总制中新税种的创立，货币收入增加，占比会更高。从税种结构看，传统的财产税两税占比越来越小，而间接税和消费税占比越来越高，如商税、茶、盐、酒等消费税不断增加，这些都是以货币征收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宋代中国率先以间接税作为国家财政体制的基础，是世界上第一个可持续的税收国家（刘光临：《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四川地区财政税收货币化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中兴以来，上供经总制之额乃为钱六百九万四千，视异时全入之数已不相远，则夫常赋杂征当不啻于三倍而其支费抑又多矣。凡供军之钱留于蜀、下于武昌盖二千万，而刍粮布帛不与焉。其他郡邑经常之费、水旱盗贼之备犹未论也”（周必大：《文忠集》卷120）。在国家财政税收不断货币化的前提下，只要是税收接受国家发行的纸币，纸币就获得了国家信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