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是谁
直到SU150航班起飞时，可能被斯诺登预订的17A仍然是空位。北京时间6月24日18时05分，这架俄罗斯航空班机满载着失望的记者飞往哈瓦那，留下一个个新的谜团。
那样的情景在好莱坞片里我们已经看得太眼熟，确实，在过去半个月里，围绕泄密者斯诺登的一幕幕大戏，正按既定脚本轮番上演着。他将美国的“棱镜”网络监控计划和盘托出，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监控手段的口诛笔伐以及有关公众道义的激烈争论。
有人称斯诺登为英雄，因为他揭露了美国政府侵害隐私、破坏网络自由和基本人权的秘密；还有人将他视为叛徒和国家公敌，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虚荣或所谓正义感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即使是在美国本土，斯诺登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人物——据最新一项民意调查，31%的受访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而只有23%的受访者视他为叛徒。
30岁的斯诺登注定将成为“国家利益”和“公民隐私”之间矛盾的最具冲击力的传奇个案。
事实上，从古至今，无论哪朝哪代政府都或多或少采取过监控公民的措施。而这些监控行为一旦曝光，大都会引发关于“政务机密”和“公民隐私”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
为了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秘密监控是否应该公之于众？在反恐监控和保护公民隐私上，如何做到更符合民主性要求的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斯诺登已经替很多人做出了回答。“我不希望上帝知道我是谁。”他在互联网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苏庆先)
监控，各国都是狠角色
斯诺登踢爆棱镜门，随着美式监听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其他国家的一些监控项目也逐渐浮出水面。
记者｜邵乐韵
“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难怪《1984》在亚马逊上的销量猛增了70倍，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在64年前写的话，因为“棱镜”项目的曝光，显得那么富有前瞻性和警惕性。
“我们是否生活在1984中？”美国人不由得拿自己与小说主人公温斯顿进行比照。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反恐部门对内忙不迭解释，监控系统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并非要偷窥本国民众的隐私。
但像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相信：透明与个人隐私才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保密与监督是暴政的大门。
实际上，斯诺登披露的“劲爆”消息并不算惊人。“国家监控”不是突如其来的概念，很多人心知肚明。只不过想象这类事情发生，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类事情确实在发生完全是两码事。
钟摆向右
在《1984》的大洋国，党和国家的领袖“老大哥”通过无孔不入的“电子屏幕”，时刻监控着党员和人民的一举一动：
“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
极权统治下的“电幕”监控读来令人不寒而栗。现实生活中，棱镜项目的用途是维护公共安全而非监控思想，但也不免给人造成一种感觉：电脑和手机组成的电幕后，总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你。斯诺登把机密文件披露给《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时就说：“在桌前，只要我有一个私人邮箱，我有权窃听任何人，不管是你，你的会计，还是联邦法官，甚至总统。”
在大数据的汪洋里，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岂不是人人成了裸泳者？奥巴马向国民澄清，棱镜项目只局限用于反恐、武器扩散、网络黑客或网络攻击，适用于外国实体，而不是美国公民，且需要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A)的批准。他打了个比方，公共安全局(NSA)所做的事情像一个送信的邮差，知道信件往来的方向，但非必要情况下不会去拆读里面的内容。
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人是否买账？美国独立数据机构皮尤中心6月10日公布的民调结果多少出人意料：56%的美国公民表示，可以接受国安局为反恐跟踪对百万美国人进行电话记录监控，41%的人表示反对；45%的受访者表示，若政府的数据秘密收集项目真能阻止另一次类似“9·11”的恐怖袭击，那政府就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民众网络活动的监控。
另外，49%的人认为斯诺登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44%的人认为其做法伤害了公共利益；54%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追究斯诺登的刑事责任，认为不该追究的竟占了38%。
诚然，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对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个人通讯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加以保护，但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倒像是一只左右晃动的钟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找平衡点。
“每当美国发生大事，比如珍珠港遇袭，或遭遇9·11恐怖袭击，政府决策的钟摆就剧烈摆向右边，倾向于为了公共安全牺牲个人隐私；而随着时间推进，公共安全环境好转，钟摆又会摆向左边，以尊重个人利益为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国际问题专家张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棱镜门如果发生在9·11以前，一定会引起社会哗然；但现在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监控，主要是对恐怖主义感同身受，加上不久前才发生波士顿爆炸案，所以民众态度很微妙。”
最明显的对比是9·11前后美国在飞机安检上的措施变化，对于脱鞋、搜身、X光透视安检等种种不便甚至咄咄逼人的措施，乘客哪怕有所抱怨，最后仍然默默接受了。至于2003年小布什政府推出《爱国者法案》，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民对隐私的期待，反对者痛心于民权让位爱国，却还是在国会得到高票通过。
“如果说棱镜事件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把原本蒙在鼓里的事情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全民公开辩论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平衡点。”张军说。斯诺登的泄密让人们看到了在大数据时代公民权与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政府加强反恐力度以捍卫公共安全没有错，但民众不能接受政府机构以“爱国主义”的旗号扮演“老大哥”的角色。“对于监控项目，第一，老百姓要有知情权；第二，要有监督制衡体系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对此，奥巴马宣称，正计划与美国自由派及人权组织人士展开公开对话，成立范围广泛的监督委员会，调查监视项目可能侵犯隐私的问题。
监督机制放水？
虽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监控行为表示理解，但CNN的民意调查表明，奥巴马的最新支持率还是下降了8个百分点，为45%。这是自2011年11月以来的第一次绝大部分美国人不看好奥巴马。
张军分析，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下降不是针对棱镜门，而是感觉他在最近一系列丑闻上的应对不得力，包括国税局丑闻、司法部擅取美联社记者通话记录、对班加西事件的处理等。
